2026年10月27日下午，我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组织百余名学生走进安徽省名人馆，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搬进徽文化的历史现场。这堂以“徽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的突围”为主线的“行走的思政课”，依托馆校共建机制，让学生在江淮先贤的足迹中触摸历史脉络，在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理解近现代中国道路的艰难与抉择。

安徽名人馆大厅地面上的巨型“徽”字，成为这堂实践课的第一处“板书”。山字头的名山意象、双人旁的人杰地灵寓意，将安徽的地理根脉与人文积淀凝缩为一个可感知的文化符号。但思政课的目光不止于文化自豪。在第六展厅“变革中探索的先导”中，李鸿章兴办洋务的文献与刘铭传抗法保台的场景并置，学生看到的不是孤立的人物功过，而是晚清变局中“师夷长技”的限度与边疆危机下制度困局的交织。纲要课讲授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时，书本上的结论在这里获得了可触的语境：器物层面的追赶，终究无法替代制度与思想的变革。

转入第七展厅“烽火中前行的先锋”，历史的色调从“探索”转向“突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的思想惊雷，与邓稼先隐姓埋名二十八载的沉默坚守，在同一空间序列中构成一种深沉的呼应。有学生在展柜前低声感叹：从“觉醒年代”到“两弹一星”，安徽人在这条近现代史的主线上的出场方式，恰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现场教学中，纲要课教师没有停留在人物事迹的复述上，而是引导学生追问：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把“伦理的觉悟”视为“最后的觉悟”？为什么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必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主掌握国防尖端技术？这些问题无法从展厅的图文说明中直接抄录答案，却恰是“行走”必要的原因——历史现场的物证、空间与氛围，迫使抽象的理论直面具体的处境。

我院近年来依托与安徽名人馆的馆校共建，正是致力于把这类“地域性历史现场”转化为可持续的思政育人场景。当百余名学生走出传统教室，行走本身便成为一种教学方法：脚步丈量的是展厅之间的距离，思维跨越的却是从“地方”到“国家”、从“人物”到“结构”、从“历史”到“理论”的层层界域。“行走的思政课”的独特价值，不在于用参观替代讲授，而在于让理论在历史发生的“现场感”中获得被重新提问和重新理解的契机。（图/文：姜波）